2006年：西方研究中共历史的若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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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础。一旦真正的文革史——如实反映当时世事的文革史问世，情况将发生彻底变化。”而作者所谓真正的“文革”史，却是要“告诉人们，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至今仍装成文革受害者的大人物，在1966年6、7月间怎样翻脸无情地把许多共产党省级大员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以向毛泽东交账；又怎样心毒手狠地在大中学教师中、机关干部中、大学生中、甚至工人群众中大搞第二次反右，大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作者自称是“人民文革”说的“完善者”。而所谓“人民文革”说，是指“除了毛泽东发动、利用群众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还有一个群众趁乱争取自己利益，争取民主权利，甚至企图改变现行制度的文革”。这是当前民间研究“文革”中的一个十分热议的话题。总之，作者认为已有的“文革”史，无论境内和境外出版的，都不值一提。而国内出版的主流著作，甚至是“伪”作。
又如《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一文，质疑1969年发生在西藏自治区尼木、边坝、比如和丁青等四县、以反动宗教分子为首的暴徒攻打县城、杀死我解放军多人的暴乱事件，认为这个无论如何不能改变性质的事件，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文章虽然引用了目击者叙述的暴乱分子杀害解放军的残酷场面，但更突出了平叛中的所谓乱杀无辜和镇压叛乱分子时的扩大化和严酷。作者用了“大开杀戒”这样的话，来描述事件后镇压暴乱首要分子的情况。文章还暗示，从1966年在西藏普遍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破坏了藏族人民的生活乃至文化传统，是西藏自治区1969年甚至1989年部分地区发生暴乱的根源。尽管，“文革”后西藏自治区党委下达过《关于纠正一九六九年平息暴乱扩大化问题的指示》，确认1969年一些地方所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在发生暴乱的地区，真正死心塌地参加武装暴乱并犯有严重罪行的，只有极少数，绝大部分群众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但《指示》并没有改变暴乱的性质。今天，用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谈论暴乱，并把党和政府同藏族民众情绪对立起来，是极不妥当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烟草和枪支管理局曾在德克萨斯州进攻据守农场的大卫教派，造成数百人死亡。这是所谓民主国家中以暴力对抗暴力的著名案例。可见任何政府都不会允许对政权的暴力颠覆。
题为《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的作者，为在美华人。他主要以想象和推测，议论“文革”对党的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他认为，“文革”首先大大加速了中共领导权从第一、二代向第三、四代的过渡。因为“文革”打断了中共内部正常的权力过渡。其次，“文革”还改变了第一、二代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们的命运，使他们的政治接班发生了问题。正由于上述原因，现在中共领导人虽没有特殊家庭背景、同时又是技术官僚类型的人，才可能上升到领导人的位置。文章认为，邓小平主导的对以思想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四人帮和“凡是派”的胜利，决定了技术官僚将治理中国。“技术官僚”的主要思想倾向，是相信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喜欢使用经济手段而非政治手段来保持社会稳定和进步。
这次“文革”国际研讨会邀请了若干国内学者赴会，但他们大多没有出席。值得注意的是，原上海造反派的著名人物潘国平受邀到会并做了发言。潘是上海“工总司”的创始人，早期地位高于王洪文，其于1976年被捕，判处有期徒刑8年，1984年刑满释放。后又因犯走私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出狱后经营生意，现居美国。诚然，这些居于美国的参会者如果不用“自由派”、“揭露式”的立场和语言来“研究”中国“文革”，那反而不合“逻辑”了。
第二，《毛的最后革命》一书出版。这是一本代表西方人观察中国“文革”、展示其最新观点的著作。书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文革”史研究者麦克法夸尔教授和他的学生、瑞典人迈克尔?斯可恩海尔斯（中文名沈迈克）。据说，该书特意选在2006年8月18日出版，以示“纪念”。《毛的最后革命》共25章。导论叙述“文革”的缘起；结论将“文革”后的历史加以延伸，一直写到1981年“历史决议”的起草。
《毛的最后革命》主要阐述了如下观点：
关于“文革”的起源。作者认为，“文革”发生前，中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标准”的共产主义国家。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党的干部团结一致。这使中共具有抗御任何风险的能力。1966年，中共先是将自己的体制抛向混乱，随即国家走向灾难。
“文革”之所以发生，作者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以及由分歧导致的一系列两国关系的冲突。作者肯定，中苏分歧最初来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两个讲话，使中共感到气愤。这两个讲话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和他的所谓“秘密讲话”。前者提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可以共处、存在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长入的可能性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这违背了列宁主义的原则。而后者不但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在国际共运中造成严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日益加深。这个分歧还伴随着两国间在诸如中国原子武器发展计划、苏联在华专家以及中印边界冲突等事件上的矛盾而愈趋严重。书作者认为，1964年中共发表的“九评”，完全可以解读“文革”发生的原因。因为“九评”说：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关系到“我们能不能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书作者认为，引发“文革”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对国内问题的忧虑。“大跃进”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同意进行调整。但在调整中他发现，他的同事有否认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倾向。作者说：毛泽东认为，仅仅“维护人民公社还不够，还必须要农民懂得，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对他们是必要和有益的”。“毛由此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恢复农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逐渐认为，在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作者坚持，毛泽东始终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怀有警惕。他由此担忧自己身后也会遭到同样的批判。刘少奇不仅在党内地位稳固，而且同毛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和人格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在“四清”的政策问题上，毛和刘发生了矛盾。由此，刘在毛的想象中“成为一个潜在的勃列日涅夫”。“如果他背过身去，刘就可以推倒他”。作者说：毛泽东此时对“社教”已有了新想法。这个想法已不是企图通过“四清”在农村清除腐败，而是要“发动另一个意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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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基础。一旦真正的文革史——如实反映当时世事的文革史问世，情况将发生彻底变化。”而作者所谓真正的“文革”史，却是要“告诉人们，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至今仍装成文革受害者的大人物，在1966年6、7月间怎样翻脸无情地把许多共产党省级大员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以向毛泽东交账；又怎样心毒手狠地在大中学教师中、机关干部中、大学生中、甚至工人群众中大搞第二次反右，大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作者自称是“人民文革”说的“完善者”。而所谓“人民文革”说，是指“除了毛泽东发动、利用群众打倒刘少奇的文革，还有一个群众趁乱争取自己利益，争取民主权利，甚至企图改变现行制度的文革”。这是当前民间研究“文革”中的一个十分热议的话题。总之，作者认为已有的“文革”史，无论境内和境外出版的，都不值一提。而国内出版的主流著作，甚至是“伪”作。
又如《西藏“文革”疑案之一：1969年尼木、边坝事件》一文，质疑1969年发生在西藏自治区尼木、边坝、比如和丁青等四县、以反动宗教分子为首的暴徒攻打县城、杀死我解放军多人的暴乱事件，认为这个无论如何不能改变性质的事件，是“西藏‘文革’史上最大的疑案，也是最大的血案”。文章虽然引用了目击者叙述的暴乱分子杀害解放军的残酷场面，但更突出了平叛中的所谓乱杀无辜和镇压叛乱分子时的扩大化和严酷。作者用了“大开杀戒”这样的话，来描述事件后镇压暴乱首要分子的情况。文章还暗示，从1966年在西藏普遍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破坏了藏族人民的生活乃至文化传统，是西藏自治区1969年甚至1989年部分地区发生暴乱的根源。尽管，“文革”后西藏自治区党委下达过《关于纠正一九六九年平息暴乱扩大化问题的指示》，确认1969年一些地方所发生的反革命武装暴乱，是极少数反动农牧主分子搞起来的。在发生暴乱的地区，真正死心塌地参加武装暴乱并犯有严重罪行的，只有极少数，绝大部分群众是被裹挟或上当受骗的。但《指示》并没有改变暴乱的性质。今天，用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谈论暴乱，并把党和政府同藏族民众情绪对立起来，是极不妥当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烟草和枪支管理局曾在德克萨斯州进攻据守农场的大卫教派，造成数百人死亡。这是所谓民主国家中以暴力对抗暴力的著名案例。可见任何政府都不会允许对政权的暴力颠覆。
题为《文化大革命及其对中共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的作者，为在美华人。他主要以想象和推测，议论“文革”对党的第四代领导人的影响。他认为，“文革”首先大大加速了中共领导权从第一、二代向第三、四代的过渡。因为“文革”打断了中共内部正常的权力过渡。其次，“文革”还改变了第一、二代中共领导人的子女们的命运，使他们的政治接班发生了问题。正由于上述原因，现在中共领导人虽没有特殊家庭背景、同时又是技术官僚类型的人，才可能上升到领导人的位置。文章认为，邓小平主导的对以思想意识形态为中心的四人帮和“凡是派”的胜利，决定了技术官僚将治理中国。“技术官僚”的主要思想倾向，是相信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喜欢使用经济手段而非政治手段来保持社会稳定和进步。
这次“文革”国际研讨会邀请了若干国内学者赴会，但他们大多没有出席。值得注意的是，原上海造反派的著名人物潘国平受邀到会并做了发言。潘是上海“工总司”的创始人，早期地位高于王洪文，其于1976年被捕，判处有期徒刑8年，1984年刑满释放。后又因犯走私罪，被判有期徒刑6年。出狱后经营生意，现居美国。诚然，这些居于美国的参会者如果不用“自由派”、“揭露式”的立场和语言来“研究”中国“文革”，那反而不合“逻辑”了。
第二，《毛的最后革命》一书出版。这是一本代表西方人观察中国“文革”、展示其最新观点的著作。书作者为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文革”史研究者麦克法夸尔教授和他的学生、瑞典人迈克尔?斯可恩海尔斯（中文名沈迈克）。据说，该书特意选在2006年8月18日出版，以示“纪念”。《毛的最后革命》共25章。导论叙述“文革”的缘起；结论将“文革”后的历史加以延伸，一直写到1981年“历史决议”的起草。
《毛的最后革命》主要阐述了如下观点：
关于“文革”的起源。作者认为，“文革”发生前，中国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标准”的共产主义国家。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挑战。党的干部团结一致。这使中共具有抗御任何风险的能力。1966年，中共先是将自己的体制抛向混乱，随即国家走向灾难。
“文革”之所以发生，作者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首先是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以及由分歧导致的一系列两国关系的冲突。作者肯定，中苏分歧最初来自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两个讲话，使中共感到气愤。这两个讲话是：赫鲁晓夫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和他的所谓“秘密讲话”。前者提出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可以共处、存在着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长入的可能性的观点。毛泽东认为，这违背了列宁主义的原则。而后者不但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在国际共运中造成严重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两党意识形态分歧日益加深。这个分歧还伴随着两国间在诸如中国原子武器发展计划、苏联在华专家以及中印边界冲突等事件上的矛盾而愈趋严重。书作者认为，1964年中共发表的“九评”，完全可以解读“文革”发生的原因。因为“九评”说：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关系到“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关系到“我们能不能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
书作者认为，引发“文革”的另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对国内问题的忧虑。“大跃进”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同意进行调整。但在调整中他发现，他的同事有否认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倾向。作者说：毛泽东认为，仅仅“维护人民公社还不够，还必须要农民懂得，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对他们是必要和有益的”。“毛由此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恢复农民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逐渐认为，在他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之间存在严重分歧。作者坚持，毛泽东始终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怀有警惕。他由此担忧自己身后也会遭到同样的批判。刘少奇不仅在党内地位稳固，而且同毛存在着明显的思想和人格方面的差异。特别是在“四清”的政策问题上，毛和刘发生了矛盾。由此，刘在毛的想象中“成为一个潜在的勃列日涅夫”。“如果他背过身去，刘就可以推倒他”。作者说：毛泽东此时对“社教”已有了新想法。这个想法已不是企图通过“四清”在农村清除腐败，而是要“发动另一个意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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